在无理退保被拒后，“代理退保”的下一步便是“恶意投诉”，这些“恶意投诉 ”的书面投诉文件内容高度一致，格式化明显，甚至出现错别字也一样的情况。 ７月６日，２１世纪经济报道记者独家获悉，在银保监会发布《关于规范互联网 保险销售行为可回溯管理的通知》后，一些保险公司已经开始着手系统改造。其中， 信用保证保险也将实现可回溯管理，这既有利于保护消费者合法权益，也将遏制“代 理退保”向信用保证保险延伸的趋势。 近段时间，各地银保监局相继发布关于购买个人借款保证保险的消费提示。２１ 世纪经济报道记者采访了数位信用保证保险的一线业务人员，他们表示，“代理退保 ”套路满满，一些保险公司退保投诉量同比增长几倍甚至几十倍。 他们建议，对正常保险投诉和恶意代理投诉按照科学标准加以区分，把精力和时 间用在处理正常的消费者投诉上，保护保险公司、保险消费者的合法权益。 退保投诉量同比飙升 近段时间，各地银保监局相继发布关于购买个人借款保证保险的消费提示。个人 借款保证保险是一款信用保证保险，一般借款人仅靠个人信用无法从银行获取无担保 无抵押的信用贷款时，可以通过购买个人借款保证保险，进行保险增信，这样就更容 易获得银行等持牌金融机构的贷款。 而当借款人不能按照贷款合同约定的期限偿还贷款时，由保险公司向放款机构赔 付借款本息余额。保险公司赔付后，该笔贷款债权并不会消失，只是由放款机构转移 至保险公司继续进行追偿。 对于退保投诉不正常增多这一问题，保险公司从去年初便发现“苗头”。从保险 行业情况看，一些保险公司退保投诉量同比增长几倍到几十倍不等。 在行为人的组织形式方面，从保险公司接触到的投诉用户看，“代理退保”多活 跃于互联网，他们的组织性比较强，有不少专门组织退保的ＱＱ群和微信群，甚至还 会利用短视频网站、直播间等方式教唆用户退保。 保险公司遇到明显有“代理退保”特征的情况有：一是用户打电话投诉退保时， 旁边有人指导：二是两个手机号码，不同的声音，以同一个人的身份来电要求退保； 三是某地区集中出现，一个手机号码，代表不同的用户来电要求退保的情况；四是在 无理退保被拒后，“代理退保”的下一步便是“恶意投诉”，这些“恶意投诉”的书 面投诉文件内容高度一致，格式化明显，甚至出现错别字也一样的情况。 这类人群往往专业度高，熟知保险法律法规，但往往会利用法律法规进行“断章 取义”式的投诉，或者不同法律法规的“肆意嫁接”（例如，将监管叫停网贷搭售的 意外险与借款保证保险进行混淆），并且口径高度一致，投诉内容多为：不知情投保 、捆绑销售、强制搭售。而保险公司销售借款保证保险的前端页面通常有明确的提示 页面，并且会给到用户进行选择是否购买保险。 此前，曾出现保险公司通过现金贷等平台销售保险产品，在借款人借款时被捆绑 销售意外险，购买意外险相当于“砍头息”，这是不合理的，违背了保险本身的定位 。而信用保证保险与此不同，其提供的是增信服务，这和上述意外险是有本质区别的 。 拉高保险公司运营成本 处理此类“代理退保”问题，增加了保险公司的运营消耗，尤其是占用了处理正 常客诉的大量时间和精力，同时也拉高运营成本。不过，不会对整个业务的现金流造 成影响，保险公司资本充足率通常是远高于基准线的。对于整个保险行业而言，会干 扰市场正常经营秩序，损害行业形象，混淆消费者认知。 另一方面，“代理退保”同样也会损害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如用户听从教唆拒不 按期还款将会影响个人征信，将个人信息透露给非法代理存在风险隐患。 “代理退保”被保险公司拒绝后，会通过向监管投诉等方式，给保险公司施加压 力，要求保险公司履行合同约定以外的事项。监管投诉量作为主要的服务评价指标之 一，保险公司都非常重视，因此“恶意投诉”带来的监管投诉的上升，给保险公司带 来很大困扰。因此保险公司也在和监管积极沟通，包括一些同业公会也组织定期交流 。 受宏观经济以及疫情等因素影响，今年不少保险公司收紧了信用保证保险业务。 尤其在“代理退保”“恶意投诉”频发的情况下，可能影响保险公司开展这一业务的 积极性。 另外，在目前鼓励消费、鼓励小微企业复工复产的大背景下，信用保证保险的普 惠价值也得到监管的鼓励。例如，前段时间，央行等８部门联合出台的《关于进一步 强化中小微企业金融服务的指导意见》中提到，鼓励保险机构发挥保险保障作用，提 供针对性较强的贷款保证保险产品。 多位信用保证保险的一线业务人员认为，虽然近期信用保证保险出现“踩雷”， 但从最近监管出台的《信用保险和保证保险业务监管办法》《融资性信保业务保前管 理操作指引》和《融资性信保业务保后管理操作指引》等一系列对融资性信保的规范 看，这一险种在经过规范后可以发挥其融资增信、分散风险的价值。 同时，各家保险公司在运行这一业务的同时要充分考虑风险性，不能盲目注重规 模扩张，要更关心高质量的发展，对金融业务而言，安全合规是首要考虑的． [32] \t

自中兴、华为遭遇断供以来，自主可控的国产芯片显得尤为重要。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20年1-3月我国集成电路产量达到508.2亿块，去年同期产量为345.20亿块，累计增长16%。在全国两会上，加强“芯”基建的呼声再次响起。 今年全国两会上，芯片再次成为成为代表委员热议的话题。 政府工作报告指出，今年的投资重点是“两新一重”，其中新基建十分引人注目。作为新型基础设施的核心与基础之一，芯片的重要性不言而喻。而在外部封锁逐渐严重的情况下，国产芯片发展的紧迫性也越发凸显。5月22日，美国商务部再次以“国家安全”为由，将33家中国公司和学术机构列入“实体清单”。 两会期间，不少代表委员呼吁在新基建过程中必须要重视“芯”基建，不仅应该投入更多资源与政策支持，相应的投资方式也要有所侧重，不能“撒胡椒面”。 “芯”基建亟须加强 新基建意味着新机会，也潜藏着新需求，尤其是“芯”需求。 中国是全球最大的芯片消费国。海关总署发布的数据显示，2019年我国集成电路（即芯片）进口额连续3年位列所有进口产品首位。今年前4个月，我国进口集成电路1605.4亿个，增加31.1%，价值6921.1亿元，进口额增长14%。而在新基建的浪潮下，芯片需求将进一步释放。 赛迪研究院发布的《新基建发展白皮书》指出，在新基建的建设过程中，5G芯片、GPU、TPU、NPU等人工智能芯片，以及针对智能硬件、智能家电和智能计量等不同应用场景的物联网专用芯片，都有着广阔的市场需求。 自中兴、华为遭遇断供以来，自主可控的国产芯片显得尤为重要。2019年，我国集成电路出口额首次突破1000亿美元。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20年1-3月我国集成电路产量达到508.2亿块，去年同期产量为345.20亿块，累计增长16%。 反映到全国两会上，加强“芯”基建的呼声再次响起。 民进中央在《关于推动中国功率半导体产业科学发展》的提案中表示，随着工业、汽车、无线通讯和消费电子等领域新应用的不断涌现以及节能减排需求日益迫切，我国功率半导体有庞大的市场需求，容易催生新产业新技术，在国家政策利好下，功率半导体将成为“中国芯”的最好突破口。为此，民进中央建议要进一步完善功率半导体产业发展政策；加大新材料科技攻关；谨慎支持收购国外功率半导体企业。 民革中央在《加快车规级芯片研发，推动新能源车与储能发展》的提案中提到，车规级芯片被国外厂商垄断，国产汽车前端采样芯片无论是在产品开发还是市场应用方面还是一片空白，这是我国新能源汽车行业发展最明显的短板，带来多方面的隐患和问题。为此，民革中央提出了四点建议：集中力量支持技术路线明确的芯片研发项目，将车规级芯片技术突破列入国家重点研发计划新能源汽车专项计划重点研究任务；引导相关企业加强应用支撑；加强创新能力和人才队伍的培养；关注知识产权保护。 国家“大基金”持续投入 与其他产业不同，芯片产业投资因体量巨大、持续不断而显得尤为特殊。围绕芯片产业的发展，国家层面也持续加大了投资力度。 2014年，《国家集成电路产业发展推进纲要》公布后，总规模1300多亿元的国家集成电路投资基金（“大基金”一期）成立，芯片制造、设计、封装测试领域的行业龙头公司是大基金一期的主要投资方向。2019年9月，总规模2000多亿元的“大基金”二期成立，注重在芯片生产设备和材料方面的投资，例如光刻机、光刻胶等。 5月15日，芯片龙头企业中芯国际发布公告称，“大基金”二期与上海集成电路基金二期将分别向其附属公司中芯南方注资15亿美元、7.5亿美元，此前中芯国际已获得“大基金”一期的重点支持。对这家本土晶圆代工企业而言，“大基金”的持续支持将进一步帮助其提升工艺、扩大产能。 在国家“大基金”的带动下，不少地方也投入资金、引入项目、配套资源，扶持芯片项目快速上马。但近两年，一些芯片公司遭遇危机、面临关闭，甚至不乏原本被寄予厚望的芯片项目。 今年5月，格芯（成都）集成电路制造有限公司《关于人力资源优化政策及停工、停业的通知》在网上曝光：成都格芯公司将于通知发布之日起正式停工、停业。这家由晶圆代工企业格罗方德控股的中外合资企业，获得了成都市高新区的投资支持。2017年建厂之初，成都格芯对外发布的投资额高达90多亿美元，主要建设主流CMOS工艺12英寸晶圆生产线。 2019年4月，被称为“高贵之合”的华芯通项目正式关闭。2016年1月，贵州省政府和国际芯片巨头高通公司签约，合资建设的贵州华芯通半导体技术有限公司成立。这家注册资本38亿元的合资公司主要业务是基于ARM v8 64位架构，从事服务器芯片的设计、开发、销售。但后来高通总部决定关掉服务器业务，华芯通公司也最终关张。 企查查数据显示，2019年我国半导体相关企业注册量增加0.94万家，是近十年来最多的一年。同时，这一年也是半导体企业注销/吊销数量最多的一年，为0.34万家，同比增长100%。 芯片投资不能“撒胡椒面” 今年两会，全国人大代表、华工科技董事长马新强准备了两份议案建议，其中之一是《关于支持武汉打造世界级“芯屏端网”产业基地的建议》。武汉是重要的信息光电子产业基地，芯片产业也是武汉的优势和特色产业，在集成电路设计产业增速位居全国前三。 马新强建议，支持武汉打造世界级“芯屏端网”产业集群，包括：构建世界级产业集群的创新平台、集聚产业发展的智力要素资源；打破科技体制和地域瓶颈，在已设立的国家集成电路创新中心、国家集成电路特色工艺及封闭测试中心基础上，针对国家重大需求与国际竞争需要，促进武汉市高校、骨干企业加入，并在武汉设立分中心、共建科技实体，全球招募优秀技术人才，在核心技术上联合攻关。 “现在芯片领域太火了，长三角、珠三角、西部地区都在布局，但我们是战术性布局，美国是战略性布局。”武汉锐科光纤激光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副董事长闫大鹏告诉中青报·中青网记者，芯片投资规模巨大，经常一个项目就是几十、上百亿元，因此国家在芯片领域的投资应该有所侧重，“不能撒胡椒面。” 作为全国人大代表，闫大鹏近几年到不少地方调研考察过。他注意到，许多地方都在上马芯片项目，在降低芯片产品价格的同时，也存在着同质化竞争的问题。 以光纤激光芯片为例。据闫大鹏介绍，这个领域目前国内有20多家企业，竞争比较充分，价格也很快降了下来，许多工厂的切割焊接工序都用激光代替了。 与此同时，不少企业、投资机构甚至地方政府也都参与进来，但拥有核心技术的企业屈指可数，还有一些企业自己不做芯片，而是设计好以后找国外企业代工生产。“其实设计不难，主要是（生产）工艺，把它做出来（最难）。” 在他看来，芯片领域的技术变革特别快，如果没有在某些环节的持续支持、深入钻研，很快又会被人拉开差距，而国家对芯片领域的支持应该有明显侧重，不能“铺天盖地”投资，也不能到处都布局，否则可能造成投资项目过剩、效益不佳。 [44] \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