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洋：中国经济的关键转型

十九届五中全会刚刚结束，中共中央委员会首次采用记者招待会的形式发布全会的公报。这次全会是为我国“十四五”规划奠定基础、指明方向的会议，全会公报非常全面细致。如何理解五中全会公报的内容，对于我们的企业和社会生活都会有很大的影响。 我们现在所处的时间点和过去的多次“五年规划”都不同，国际形势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我国也相应提出了双循环的新发展格局。如何理解双循环，特别是如何理解国内大循环，涉及到几乎每一家中国企业。这里主要分享我理解的未来五到十五年中国面临的一些主要挑战，同时根据全会公报解读政府未来五到十五年会采取哪些改革措施来应对这些挑战。 未来五到十五年我国经济将主要在四个方面进行转型： 关键领域的技术自主，这在全会公报里被多次强调； 新型城市化； 公共服务的均等化，包括城乡一体化，乡村重整，社保体系的改革如何应对老龄化，如何实现全国统一的社保体系调整； 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个挑战是绿色转型。习近平主席2012年当选总书记、2013年当选国家主席之后，一直在强调绿色转型。在最近的一次联合国大会上，习近平主席提出中国2030年之前碳排放要达到峰值，2060年之前要实现碳中和这两个硬性目标。这都是非常艰巨的任务，将对我国产生很大的影响。 转型一：关键领域的技术自主 关键领域的技术自主其实过去也提过，但是没有这次提得这么明确。五中全会公报里关于技术自主的提法出现的频率相当高。为什么在这个时点上特别提自主技术，我想其原因跟国际环境的变化高度相关。 美国在特朗普政府的治理下对中国采取的策略我称为“坦雅·哈丁（Tonya Harding）策略”。坦雅·哈丁是1990年代我在美国读书时很有名的一名美国女子花样滑冰选手，她的技术不是那么很好，长得不是那么漂亮，出身也不是那么好，但她有一名竞争对手各方面都强于她。坦雅·哈丁特别想参加奥运会，就在奥运会预选赛前期雇佣打手打伤了她的竞争对手，使她上不了场，但哈丁自己也很快暴露，最终结果是两败俱伤。 美国对中国采用的技术封锁策略，正是这样一种两败俱伤的策略。比如，美国打击华为，不给华为供应最高端的芯片。如果美国的禁令维持到明年，华为的高端芯片用光之后，华为的高端手机就会成为绝唱，这对华为是一个精准打击。美国对于实体清单上的190多家中国企业，以及对中国高校的打击也非常精准。但是反过来看，美国的企业也承受损失。美国芯片企业大约60%的市场在中国，丢掉了这个市场等于丢掉了他们自己的未来，因为芯片行业是高举高打的行业，没有市场，就没有进一步研发的资金。 目前7纳米的芯片全球有三家企业可以做，台积电、高通和三星，但5纳米的芯片事实上只有台积电有能力做，台积电投资5纳米芯片需要300亿美元，如果没有持续的市场是无法支撑的。所以美国这些企业反对特朗普的做法，包括台积电也反对。其实台积电已经在做 plan B（次选方案），力求完全摆脱美国的生产线。美国的相关企业也在向美国政府申请，要求拿到许可证。现在看来他们的申请极有可能会被批准，那么高通、台积电就又可以给华为供应芯片。 我的判断是，如果拜登上台，实体清单可能会压缩，甚至有可能完全取消，但是美国对中国的技术封锁是不可能取消的。美国可以给中国卖产品，但绝对不允许技术出口到中国，并且会越查越严，这一点无论谁上台都是一样。在这种背景下，全会公报里“风险”这个词出现的频率很高，风险其实就包括美国对中国实行技术封锁的风险。 高科技方面我们一定要努力实现技术自主，特别是芯片领域，因为这是未来整个高科技产业的基础之一。如果不能摆脱美国对我们的封锁，我们的高科技不可能行稳致远，这对我们是一个挑战。 现在我们决心搞自主技术，但具体怎么做仍然值得深入研究和探讨。我们常讲中国有体制优势，可以集中力量办大事，这的确在很多方面是一个优势，比如防疫方面中国做得最好，就得益于我们的体制优势。但是在经济层面上，是不是靠政府集中力量就能把事情办好？这恐怕很难说。 在那些技术路线比较明确的产业，国家把资金动员起来集中给一个或几个企业去做是可能的。比如，武汉的长江存储做存储芯片，技术路线很明确，知道怎么去做，唯一要克服的是工艺问题。工艺问题也是时间问题，需要投入大量资金反复做试验，所以国家为长江存储这一家企业筹集了2000亿元资金。港珠澳大桥才用了1000亿元。这也是为什么美国的芯片企业如果失去中国市场就有可能支撑不住。 在多数创新领域，可能不是政府集中力量就能够成功，因为不知道创新点在哪里。我经常举的一个例子是马云当年创立阿里巴巴，大概1998年他来北大参加一个会，当时我们学院的周其仁老师把他请来，说他是中国未来的希望。孙正义也看准了马云，给他投了大概3000万美元，最后的回报率是2700倍。这样的投资回报看似不合理，但放在全社会维度来看是有道理的，因为在1990年代末互联网泡沫的时候，和马云做同样事情的人恐怕不止2700个，而是以万计，可是绝大多数都失败了，所以马云成功的概率在当时看来很低，市场应当给孙正义足够的回报。在这么小的成功概率下，政府绝对不应该拿纳税人的钱去冒险投资。 我们要搞关键领域的技术自主，一定要以企业为主，把创新交给企业，政府真正要做好的是保持市场竞争的公平。我国在这方面的地区差异比较大，比如深圳是很多新政策的试点城市，但如果让深圳长期享受特殊政策优待，也不公平。中国有极多的开发区，但县级、市级、省级、国家级，所享受的政策大不相同。比如上海的张江开发区是国家层面的，政策非常优惠，但苏州是地级市，它的开发区没有那么高的行政层次，也就没有那么多的优惠政策，这就造成了竞争的不公平。所以，我认为内循环中一件很重要的事是政府要把竞争场地抹平，让大家公平竞争。 转型二：新型城市化 我国过去这些年城市化的力度非常大，现在有62%的人口居住在城市。但是我国城市化有两个问题：一是质量不高，二是集中度不够。 城市化质量不高的一个体现是户籍制度。我国城市化率62%，但和世界相比仍较低。当日本和韩国的人均收入水平与我国目前水平相当时，他们的城市化率已达到75%。并且，我国城市化率如果按户籍人口来算，其实还不到45%。 我们要在2035年全面实现现代化，现有户籍制度是发展道路上需要改革的一个难点。如何改革现有户籍制度是值得深入思考的问题。是不是把户籍制度取消了就万事大吉了？我认为这种想法也不对。美国虽然没有户籍制度，但仍然有居民制度，居民在一个州交满三年的税才能享受此州的福利，这事实上也是一种户籍管理制度。 2013年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了户籍制度改革方案，巨型、超大型城市维持不变，中型城市居住满三年即可获得户口，其他中小城市一律放开。但这个方案在实施过程中困难重重。所以我想，我们大概应该实行一个渐进的改革，用居住证制度来代替户籍制度。同时，我认为积分落户制应该取消，把人分成三六九等的打分逻辑与我们的社会主义价值观严重不符。 我国城市化的另一个问题是人口集中度不够。今年8月24日，我参加了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的学者座谈会，九位发言学者中有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管理学院的陆铭教授。他的著作《大国大城》是一本畅销书，在会上他也讲了“大国大城”的观点。他认为我国大城市集中度还不够，未来城市化会向少数区域集中，包括珠三角、长三角、以武汉为中心的长江中游地区等，到2035年这些城市群可能会集中我国60%-70%的人口。了解这一点对于我们理解中国经济未来的增长点，以及理解房价都会有帮助。 转型三：城乡公共服务均等化 公共服务的均等化问题涉及多个方面，一方面是城乡一体化，另一方面是社保一体化。 城乡一体化方面，如果去我国中西部的农村实地看看，就会感受到农村公共服务极度缺乏。五中全会公报里专门有一条是美好乡村建设，其关键在于提供公共品。举例来说，我的老家在江西，不是很发达，但也不那么差，我们小村子百十号人，很多人家也开上了汽车，说明生活水平并不低。但是，那里没有自来水，没有下水道，各家各户虽然也有所谓的抽水马桶，但方法是在下面挖个大坑来排污。即使在相对富裕的长三角地区，很多农村住房里也是同样的解决办法。 前段时间关于撤村并镇有争论，有些人认为撤村是对传统文化的破坏，但他们需要理解农村的生活水平与城市标准的差距有多大。如果不把人口集中起来，给农村居民提供公共服务的成本就太高，困难太大。所以撤村并镇一定要做，但是要采用合理的解决办法。 社保一体化方面，五中全会公报非常明确地提出要应对老龄化趋势。通常认为人口老龄化带来的最大挑战是劳动力减少。然而我们在《中国2049》报告里做过计算，由于自动化和AI的迅速发展，未来30年里自动化和AI替代的劳动力会远远超过因老龄化而下降的劳动力数量，所以劳动力的供给下降不是个问题。还有很多人认为老龄化会降低需求，我们也做过计算，这也不是大问题。因为我国城市化进程还未完成，未来还有大量农村人口会进入城市，带来的消费提升也能够弥补老龄化造成的消费下降。所谓未富先老本来不是一件好事，但是从消费角度来说，未富先老意味着还有潜力提升消费。 老龄化真正的挑战是在社保方面。1962年-1976年出生的这一代人有3-4亿人，他们的老去会给中国带来巨大的养老负担。中国养老保险基本上还是现缴现付，积累的部分太少。 缓解社保负担，我认为首先需要改革的是退休年龄。现在的退休年龄太早，女性工人50岁就退休，而我国女性平均预期寿命已接近80岁，上海最高，已经超过85岁。事实上，预期寿命每三到五年就会提高一岁，我国大城市人口预期寿命很快会达到90岁。50岁退休之后还有40年，可想而知养老负担有多重。有人说延迟退休会使年轻人的工作岗位被“霸占”，其实对年轻人而言，社保负担加重比岗位被占带来的成本要高得多。市场上还有很多新岗位，年轻人适合从事的工作和老年人的并不完全存在直接冲突或替代关系。 社保面临的第二个挑战是能否建立全国统一的社保。现在，我国社保甚至没有统一到城市层面，很多地方在县一级，地区差异极大。深圳市的财政结余6000亿元，上海的社保结余也很多，而有些地区的社保结余早已亏空。为什么需要统一全国社保？因为全国范围内的人才流动是发展内循环的重要条件，但社保不统一给人才流动造成了阻碍。由于全国的巨大地区差异，要实行统一的社保体系非常困难，我的建议是做分级社保。简单说就是：大家都有社保，但是有些人买的高一些，拿到的社保也多，有些人买的低一些，拿到的社保也相应低一些。分级社保的好处是我们每个人有基本保障，又不强求高度均等化的保障。 转型四：绿色经济 习近平主席在联合国大会上提出的目标之一，是我国在2030年之前碳排放达到最高峰，然后往下降。这意味着什么？ 先看一下我国的能源消耗现状，我国电力需求一直在增长，每年增长3%-5%。目前火电占到我国全部电力的约80%，火电烧的是煤，二氧化碳等污染物排放量非常高。我们提倡新能源汽车，但其实新能源汽车不是严格意义上的新能源，电动汽车需要充电，而电力产生的最大来源还是化石燃料。推广电动汽车对于电力的消耗很大，因此各地方顶着中央压力还在发展火电厂，因为电力消耗还在增长，电力不足容易出大问题。在这种情况下，要想让碳排放在2030年之前达峰，然后开始下降，难度非常大。 应该怎么做？现在有关部门出台了新政策。 一方面是重启碳交易。碳交易我国10年前就开始做，北京和天津都有碳交易市场，但无法做下去。因为做碳交易首先需要分解指标，这个省能排放多少，再分解到这个城市能排放多少，然后分解到这个企业能排放多少。指标分解之后才能去交换，才有碳交易。重启碳交易之后要每年分解排放指标。 另一方面是收碳税，关于这一点学术界还有争议，是搞碳交易好，还是搞碳税好？对于那些能源利用率比较低的企业，收碳税会使负担加重，需要提前思考转型的途径，因为绿色经济是必然趋势。 还有一个重点是绿色金融。最近中国人民银行和几个监管部门联合出台了促进绿色金融的文件，要以金融的手段来指引投资的方向。北大国发院和社会价值投资联盟共同做了一个可持续发展金融创新指数。目前国内二级市场上的券商已经在用这个指数，发现那些在可持续发展方面做得好的企业，其盈利能力比较高。 北京、上海都在做垃圾分类，越来越多的城市都会采用。垃圾分类一个很重要的目的也是为了获得发电材料。厨余垃圾可以燃烧发电，所以要特别将厨余垃圾单独分出来。可以看出，我国方方面面都在朝着绿色循环经济的方向走。 总的来说，未来五到十五年，经济增长的目标会越来越淡化，经济增长的质量，特别是绿色发展会越来越成为政府工作的一个重点。在社会发展方面，政府会投入更大的精力来推动新型城市化，以及社保等公共服务的全国化。 (本文作者介绍：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院长、教授。) [33] \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