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金融机构已成为支持“三农”和县域客户的重要金融力量。然而,这类金融机构普遍规模小、风险防范能力弱、管理体制不完善,也给农村金融机构的稳定发展带来了挑战。据9月6日不完全统计,多个省份发布了2019年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审计工作报告(以下简称“审计工作报告”),报告指出,农村金融机构风险问题尤为突出,其中不良率超过5%,管理粗放的问题屡有提及。
管理粗放是常见的
农村金融机构经营状况已成为多个省份防范化解重大风险专项审计的重点。记者查询了各省2019年的审计工作报告,发现部分农村金融机构内部管理不完善,风险敞口滞后,信贷管理不到位,在年度审计调查过程中暴露出虚假贷款数据。
吉林省、湖南省、陕西省、内蒙古自治区审计工作报告均指出,部分农村金融机构存在少计不良贷款或不良贷款率过高的问题。如在湖南省考核中发现,两家农村商业银行改制时,不良贷款处置不符合规定,不良贷款率不真实;5家农业商业银行不良贷款率超过5%的监管红线;6家农业商业银行违规将不良贷款5.02亿元转为正常贷款。
部分农村金融机构存在内控制度不健全、违规放贷等问题。如在对河北省的考核中发现,河北省农村信用社未认真履行“一岗双责”,经营管理粗放,大案要案时有发生,问责不到位,加强系统风险管理和控制的意识和能力。
一位分析人士告诉记者,通过对大量中小银行诈骗案、非法放贷案和监管处罚案的研究,他发现中小银行粗放经营的现象普遍存在,不容忽视。他指出,由于绝大多数中小银行诞生于城乡信用社,其先天的重要财务指标并不尽如人意,也没有经历过几大国有银行剥离不良资产的经历,风险问题应引起高度重视。
北京科技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教授刘澄也表示,一些中小银行,特别是中西部一些农村信用社和农村商业银行的坏账占比比较高。
加速风险敞口
中国银监会副主席祝树民在今年8月发表的一篇文章中披露,中国已成立1545家农村商业银行、27家农村合作银行和694家农村信用社。但受“新皇冠”疫情影响,银行盈利下滑,中小银行风险暴露。
对此,理解研究院高级研究员程宇指出,疫情只是加速了中小银行的风险暴露过程,而不是问题的根源。他说,农村金融机构问题的根源主要在于“早期监管缺失、公司治理混乱、股市股权结构混乱、与地方政府关系不清”。
监管部门多次指出,从根本上推进中小银行改革,必须加强中小银行股权管理,完善符合中小银行特点的公司治理结构和风险内控制度。
祝树民在今年8月公布的《以深化改革推动农村中小银行公司治理建设》中指出,农村中小银行普遍存在“内部人控制问题”。由于中小股东数量多、持股分散、话语权较弱,他们不愿或不愿参与治理,机构的经营管理容易被高管和少数关键人物控制。此外,“外部人控制”问题也在一定程度上存在。他说,中小股东购买股票的动机并不纯粹,他们的利益诉求也不恰当。他们通过代表股东持股、出票协议、隐瞒关联关系等不正当手段控制机构,直接操纵经营。一些股东甚至非法、肆意占用银行资金,将银行变成自己的“提款机”。
合并重组保暖
在合规经营和利润下滑的双重压力下,不少农村金融机构开始走兼并重组、集团取暖的道路。7月30日,由铜山农商行、淮海农商行、彭城农商行合并组建的徐州农商行正式成立。就在前一天,陕西银保监局宣布,陕西榆林榆阳农业商业银行和衡山农商行以新设合并的形式发起成立陕西榆林农商行,并获得批准。一位知情人士曾对记者表示,竞争力较弱的中小银行合并将成为常态。
程宇表示,农商行兼并重组的首要目的是解决资金不足的问题,这将成为改革的主流。然而,在宏观经济低迷的环境下,结构调整的弊端也不容忽视。银行资产质量必然恶化,其成本必然高于宏观经济形势良好时。
刘澄认为,监管部门对中小银行改革的总体定位还是推动其市场化,兼并重组或兼并并没有成为明确的发展方向。一方面,由于国有大型银行金融服务持续下沉,部分农村商业银行和农村信用社资产质量较差,缺乏并购价值;另一方面,随着银行数字化趋势日益明显,农村商业银行的重要性日益凸显,农村信用社,甚至城市商业银行在业务体系上也受到了一定程度的削弱,“比如以前农民在家银行网点申请贷款,现在可以在家里通过支付宝或其他互联网渠道贷款。
[32]
\t
{{Creator}}
{{infoBody}}
{{$val.TimeAgo({Dtime})}}
[回复]
{{Creator}}:
回复
{{BeQuote}}
{{infoBody}}
{{$val.TimeAgo({Dtime})}}
[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