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洋：中国经济行稳致远的关键转型

我们现在所处的时间点和过去的多次“五年规划”时间点都不同，国际形势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我国也相应提出了双循环的新发展格局。未来五到十五年，我国经济将主要在四个方面进行转型。 关键领域的技术自主 关键领域的技术自主之前也提过，但是没有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得这么明确。为什么在这个时间点上特别提自主技术？我想其原因跟国际环境的变化高度相关。高科技方面我们一定要努力实现技术自主，特别是芯片领域，因为这是未来整个高科技产业的基础之一。如果不能摆脱美国对我们的封锁，我们的高科技不可能行稳致远，这对我们是一个挑战。 现在我们决心搞自主技术，但具体怎么做仍然值得深入研究和探讨。我们常讲中国有体制优势，可以集中力量办大事，这的确在很多方面是一个优势，比如防疫方面中国做得很好，就得益于我们的体制优势。但是从一定意义上说，在经济层面上，并不是单靠政府集中力量就能把所有事情办好。 在那些技术路线比较明确的产业中，国家把资金动员起来集中给一个或几个企业去做是可能的。在多数创新领域，可能不是政府集中力量就能够成功，因为不知道创新点在哪里。我们要搞关键领域的技术自主，一定要以企业为主，把创新交给企业，政府真正要做好的是保持市场竞争的公平。我国在这方面的地区差异比较大，比如深圳是很多新政策的试点城市，但如果让深圳长期享受特殊政策优待，也不公平。我国有很多的开发区，但县级、市级、省级、国家级，所享受的政策大不相同。比如上海的张江开发区是国家层面的，政策非常优惠，但苏州是地级市，它的开发区没有那么高的行政层次，也就没有那么多的优惠政策，这就造成了竞争的不公平。所以，我认为内循环中一件很重要的事是政府要把竞争场地抹平，让大家公平竞争。 新型城镇化 我国过去这些年城镇化的力度非常大，现在有62%的人口居住在城市。但是我国城镇化有两个问题：一是质量不高，二是集中度不够。 城镇化质量不高的一个体现是户籍制度。我国城镇化率62%，但和世界发达国家相比仍较低。当日本和韩国的人均收入水平与我国目前水平相当时，它们的城镇化率已达到75%。并且，我国城镇化率如果按户籍人口来算，其实还不到45%。 我们要在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现有户籍制度是发展道路上需要改革的一个难点。如何改革现有户籍制度是值得深入思考的问题。是不是把户籍制度取消了就万事大吉了？我认为这种想法也不对。美国虽然没有户籍制度，但仍然有居民制度，居民在一个州交满三年的税才能享受此州的福利，这事实上也是一种户籍管理制度。 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了户籍制度改革方案，全面放开小城市落户限制，有序放开中等城市落户限制，合理确定大城市落户条件。但这个方案在实施过程中也有很大困难。所以，我们应该实行一个渐进的改革，我的建议是用居住证制度来代替户籍制度。 另一个问题是人口集中度不够。陆铭在《大国大城》中认为：我国大城市集中度还不够，未来城镇化会向少数区域集中，包括珠三角、长三角、以武汉为中心的长江中游地区等，到2035年这些城市群可能会集中我国60%-70%的人口。了解这一点，对于我们理解我国经济未来的增长点，以及理解房价都会有帮助。 城乡公共服务均等化 公共服务的均等化问题涉及多个方面，一方面是城乡一体化，另一方面是社保一体化。 关于城乡一体化，如果去我国中西部的农村实地看看，就会感受到农村公共服务非常缺乏。乡村振兴关键在于提供公共品。举例来说，我的老家在江西，不是很发达，但也不那么差，我们村子百十号人，很多人家也开上了汽车，说明生活水平并不低。但是，那里没有自来水，没有下水道，各家各户虽然也有所谓的抽水马桶，但方法是在下面挖个大坑来排污。即使在相对富裕的长三角地区，很多农村住房里也是同样的解决办法。 关于社保一体化，要应对老龄化趋势。通常认为人口老龄化带来的最大挑战是劳动力减少。然而我们做过计算，由于自动化和AI的迅速发展，未来30年里自动化和AI替代的劳动力会远远超过因老龄化而下降的劳动力数量，所以劳动力的供给下降不是问题。还有很多人认为老龄化会降低需求，我们也做过计算，这也不是大问题。因为我国城镇化进程还未完成，未来还有大量农村人口会进入城市，带来的消费提升也能够弥补老龄化造成的消费下降。所谓未富先老本来不是一件好事，但是从消费角度来说，未富先老意味着还有潜力提升消费。 社保面临的第二个挑战是能否建立全国统一的社保。现在，我国社保甚至没有统一到城市层面，很多地方在县一级，地区差异极大。为什么需要统一全国社保？因为全国范围内的人才流动是畅通内循环的重要条件，但社保不统一给人才流动造成了阻碍。由于全国的巨大地区差异，要实行统一的社保非常困难，我的建议是做分级社保。简单说就是：大家都有社保，但是有些人买的高一些，拿到的社保也多；有些人买的低一些，拿到的社保也相应低一些。分级社保的好处是我们每个人有基本保障，又不强求高度均等化的保障。 绿色经济 习近平主席在联合国大会上提出的目标之一，是我国在2030年之前碳排放达到最高峰，然后往下降。这意味着什么？先看一下我国的能源消耗现状，我国电力需求一直在增长，每年增长3%-5%。目前火电占到我国全部电力的约80%，火电烧的是煤，二氧化碳等污染物排放量非常高。我们提倡新能源汽车，但其实新能源汽车不是严格意义上的新能源，电动汽车需要充电，而电力产生的最大来源还是化石燃料。推广电动汽车对于电力的消耗很大，因此各地方顶着中央压力还在发展火电厂，因为电力消耗还在增长，电力不足容易出大问题。在这种情况下，要想让碳排放在2030年之前达峰，然后开始下降，难度非常大。 应该怎么做？现在有关部门出台了新政策。一方面是重启碳交易。碳交易我国10年前就开始做了，北京和天津都有碳交易市场，但无法做下去。因为做碳交易首先需要分解指标，这个省能排放多少，再分解到这个城市能排放多少，然后分解到这个企业能排放多少。指标分解之后才能去交换，才有碳交易。重启碳交易之后要每年分解排放指标。另一方面是收碳税，关于这一点学术界还有争议，是搞碳交易好，还是搞碳税好？对于那些能源利用率比较低的企业，收碳税会使负担加重，需要提前思考转型的途径，因为绿色经济是必然趋势。 还有一个重点是绿色金融。最近中国人民银行和几个监管部门联合出台了促进绿色金融的文件，要以金融的手段来指引投资的方向。 北京、上海都在做垃圾分类，越来越多的城市都会采用。垃圾分类一个很重要的目的也是为了获得发电材料。厨余垃圾可以燃烧发电，所以要特别将厨余垃圾单独分出来。可以看出，我国方方面面都在朝着绿色循环经济的方向走。 总的来说，未来五到十五年，我国经济增长的质量特别是绿色发展会越来越成为政府工作的一个重点。在社会发展方面，政府会投入更大的精力来推动新型城镇化以及社保等公共服务的一体化。 （作者为北京大学博雅特聘教授、国家发展研究院院长） [33] \t